“在全球服务外包快速扩张和我国一系列支持性政策的推动下，我国服务外包产业规模迅速壮大。但当前我国服务外包产业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成本导向型特征，提升产业发展水平仍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李西林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
    李西林认为，事实上，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国际服务外包业务规模迅速扩张，增长放缓是必然趋势；二是受美国恶劣气候、金融市场动荡、乌克兰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前景承压，制约了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三是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离岸业务回岸呼声高涨；四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服务外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与此同时，李西林表示，我国服务外包仍面临一些发展瓶颈。一方面，中高端人才缺口大。我国服务外包人才每年缺口超过50万人，特别是高级管理人才、离岸服务外包接单人员、流程技术专家、具备专业知识与能力且有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等高端人才严重匮乏。
    另一方面，外包企业规模偏小，接包能力弱，利润率低。我国大型服务外包企业离岸金额标准为1亿美元以上，而在印度，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才被视为大型服务外包企业。
    不仅如此，印度大型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占比近50%，大中型服务外包企业离岸业务占比则高达90%。而我国则以离岸金额不超过1亿美元企业占据最大比例，离岸金额超过1亿美元企业离岸业务占比不及1/4。
    企业规模成为服务外包发包商，特别是国际（离岸）外包业务发包商选择接包方时考虑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只有规模较大的企业才有能力接到总包，而总包和分包之间利润差距较大。当前，我国企业能够获取的通常是短单、散单及小额订单，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外包利润率。
    此外，外包产业规划同质化现象严重。目前，在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较好的城市中，绝大多数城市将软件和信息技术外包作为首选和重点产业，多数城市将金融后台、工业设计、动漫设计和文化创意等列为重点产业。同时，各地鼓励支持服务外包产业政策也缺乏差异性。
    为此，李西林认为，首先要构建人才供给长效机制。包括制定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创新高等教育及培训模式，提高服务外包人才培训机构质量，构建服务外包产业人才供应服务链。
    其次，要统筹协调离岸在岸、接包发包业务发展。政策层面要充分挖掘在岸市场潜力，如将电子政务建设和数据处理工作中的一般性业务等发包给专业服务提供商，积极引导各类企业创新管理运营理念，购买专业服务等。
    再次，构建区域协调的产业发展体系，打破同质化竞争局面。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结合区域发展、主体功能区等国家战略规划，促进各示范城市实施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形成以服务外包中心城市、特色城市等为主体的服务外包产业区域协调发展体系。
    最后，打造互利共赢的企业组织结构。支持企业境内外上市、联合、并购、重组，促进服务外包龙头及领军型企业发展壮大；鼓励服务外包中小企业发展，形成一批服务外包企业集群，打造竞争有序、互利共赢的“金字塔”形企业组织结构。
    同时，加强海外整体营销，树立“中国外包”品牌，统筹服务外包与“走出去”、援外工作有机结合，形成外资、外贸、外经联动协调发展格局，使“中国服务”与“中国制造”并肩跻身国际市场。（国际商报 李韶文）